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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开放体系、原型、互为主体|人民的建筑|附录

BLOOM绽| 院外 2022-10-04



编者按|


2014年的专题“在地建造”以谢英俊及其团队近十年来的实践为发端,梳理台湾社会都市状况及现代建筑运动以来的脉络,指出谢英俊的工作不只是建筑计划,而应以“社会性建筑”的视角将其理解为空间生产计划,进而详实剖析其应对方法与隐含却强劲的哲学基础,期待建筑师仍能保有追寻社会统合之希望。借助当代政治学为研讨基底,结合建造、展示、社会等多重维度,倡言“没有建筑的建筑师”之预设,将是从其特定行动模式的起因、持续参与到相应的后果中显现的主体化过程。由此,建筑正成为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的副产品,规划正成为城市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以此切近谢英俊之“开放体系”技术改造之核心,正是凭借其技术专业的“质”,以新的建造系统推动设计组织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应对真正的社会化“量”产,意即大众自身之建造能力……首先让我们回到2011年谢英俊/常民建筑的演讲选录,院外将陆续推出评论展以及相关专题与活动的整理内容。

  


八月底,回到老巢日月潭邵族安置社区,再度坐在工作室前的帐下,让一切思绪平静下来,准备参加邵族为期近半个月的祖灵祭,这是1999年地震后,来这里,支援重建每年最期待的,祭典让思绪转移、沉淀、重新开展飞扬。


许多的讨论,都围绕在现代性现代主义,那是无所不在的金钟罩,没法摆脱,至少当下,但它愈来愈不管用,有一位长者说我们的怪异行为,是属于前现代,但我觉得不只于此,应该还有很多前文明的成分,也就是属于原始部落的,那是被遗忘的另一个价值体系,人与自然更紧密的结合,现代文明解不开的,或许能在这里找到解药。


就如邵族保存完好的传统祭典歌曲,它是多声部参与式的音乐,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不论音高如何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共鸣点,由于结构简单,每个人都可以耍花呛,混合起来,如天籁般的美妙,这不就是我们整套的做法吗?建立开放性的架构、简化构法、居民能参与、发挥创意灵活调动……


祭典最后一天,是挨家挨户不停的唱歌跳舞喝酒,通宵达旦持续二十几个小时,天亮以后队伍来到工作室,在帐下的歌舞令人震撼,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一起分享。



谢英俊|节选自“写在‘人民的建筑展’之后



人民的建筑|附录|2011

本文4000字以内|

1|简化


面对这些实际的问题,不是乡土情怀,也不可能浪漫;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种思维之下的房屋工业化是怎么回事?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法国很有名的建筑师让·普鲁威(Jean Provué),他也是思索如何透过工业化大量生产组装式的房子,降低造价,解决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这个想法完全正确,但是问题在于,量化始终是房屋工业化的罩门,很难突破。我们看一下他的房子的组装过程,这么小的一个组装式建筑,牵涉多少的零件!在工业化过程当中,怎么克服这么多样化的零件?这个小房子,我相信它有上万个组件,而这种生产必须靠模具,这意味着,假设它有1000个组件类型,就要开1000个模具,而可能10分钟就能生产100间房子的某个组件,那要有多大的建房量才能支持这生产体系?所以,我猜想那生产工厂始终都是静悄悄,设备一大堆,偶尔响一下动一下,真正的量化始终没有出现。


产业化住宅真正的成本不在于材料,而是整个工序,甚至于工厂的投资、管理、运营……各方面。基本上不用模具生产是达不到量化,也降低不了成本,即便1000间可能都达不到最基本的量。以日本的轻钢系统的工业化住宅为例,他们很细化,零件特别多,即使一个简单的单元都要两万个以上的组件,所以成本奇高。万科是全世界最大的开发商,它的量有多大可想而知,在深圳有一个PC预制基地,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他们也承认,以万科的量都不足以支持这套预制体系,在经济效益上,还必须和同业联合起来才有办法应付,所以说,量化始终是房屋工业化的罩门。


轻钢体系是公认的未来建筑趋势,因为它非常环保,材料可回收,而且用钢量少,用于低层建筑,只算材料的话是非常经济的,问题是它的成本非常高。建设部也推动轻钢体系,但是始终做不起来,因为成本降不下来,关键在哪里?因为这套体系是由美国的气球系统(balloon),或者说小木柱系统直接转换过来,薄钢板不能焊,接头极不容易处理,而且是以整片墙作为结构和组装单元的系统,弹性小,少了开放性。美国的住宅产业,是将房屋当成短期使用的消耗品,30-50年就报废,是彻底的报废,没有支柱片瓦可回收利用,是银行与房屋工业紧密扣连下的产业,很浪费地球资源。我们的轻钢结构是将构件加强,把墙的系统还原回梁柱系统,构件就少了非常多,节点减少,也简化了结构、加工及组装工序,类似传统穿斗式构架,所以农民一看就懂,极易上手。


简化轻钢体系,让居民的参与权和工作权得到保护。我们花的最大功夫是简化:生产设备的简化,建构的简化;所谓社区自主的(营建)体系才能搞得起来,这至关重要。十年前,也就是2000年时,我们在少数民族的部落里建了一个小型加工厂,一般而言,如果要建立轻钢建筑生产基地,没有投资几千万元是玩不起的,但我们的加工厂只要几十万元就可以建成投产。2008年台湾“8·8”水灾以后,我们接受委托兴建将近1000户,稍微可做量化生产了,我们将生产设备做些加强,这个简单的工厂年产量可以达到2000户,但是哪有那么多房子要盖?所以还得养鸡、种菜,让部落的年轻人有点事做。


再提另外一个工业化商品的盲点。现在所有的商品,充满了多余的功能设计,例如我们用的电脑,可能只用了1%的功能,但得为其他多余的99%的功能支付费用。房屋工业化体系也一样,没有一个针对农民、小区居民可以操作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但我们做的就是,这种工厂哪需要什么技术工? 都是收容所里面的灾民来加工。


再举另一个例子,这次“8·8”水灾重建的项目,有一个将近500户的部落,我们动员居民和其他部落的人来支持,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最困难的钢构组装,由于工期短,其他工序由专业承包商承作,半年就完工入住,这是超快的速度。什么是速度,什么是速率?组装这房不需要什么特别技术,只要简单的手工具可以,每个人的动作很慢,看似效率很低,但500户同时展开施工,速度就快,这与一般现在的工业化思维不一样。


另外,我们的设计图就跟诸位画的不一样。我们刚开始做第一栋系统化住宅设计时,画到制造图起码得300张以上,而且还只是一个小房子。但是我们现在只几张图就可以生产,可以盖房,可以跟居民沟通,而且还可以数码化、参数化,居民拿到这个图可以看得懂。我们在唐家河,只用一张简单的图,传统工匠就可以把它做起来,而不需要画50张的图,就是这道理。


这次展览,我们展出一台万能实验机,看起来有点原始,用来测试构件的抗拉力和压力,这是我们的法宝。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室有更精密科学的仪器,但我们不是要一串实验数据,我们的设计人员、工程师、师傅可以透过实验来了解所有构件的受力状况,也就是把力转换成一种直觉。传统的工匠盖房子,能以经验判断这根柱子够不够力、顶不顶得住,但是要具备这判断力,得要有二十年以上的经验。但现在用的都是新材料,钢材、土、钢网、水泥……这些东西,到底它受力的状况是怎样?必须透过这个万能实验机把它转换成直觉,才能快速地、科学地建立共通的语汇。


在深圳展览时办了一个工作坊,带学生实际操作万能实验机,压了一根直径10cm,长2.8m的杉木杆,施压之前我问大家它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大家都无法想象,实验结果超过15吨!我们对于任何杆件的受力状况,没有“力”的直觉怎么做设计?面对千变万化的民居时,没有这些直觉,怎么跟同仁、跟当地师傅讨论?



2|开放体系


开放建筑从上世纪现代建筑开始时就被提出,发展到现在,就如同学手上几乎人手一把的USB万用接头,最后都变成封闭体系, 为什么?因为利伯维尔场(古典自由主义)商品化运作的结果,任何体系要最大化地保护自身的利益,将它复杂化、独特化,自己搞一套,就变成这个样子。


照理讲,开放体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因为开放体系对全民有益,对整个产业有益,但很可惜没被重视。赫鲁晓夫楼就是一个错误的案例,中国应该有,台湾也有类似的建筑,大板预制或箱体预制系统,这种房子可以快速地盖,刚开始也算漂亮,也好用;但是随着时间改变,功能需求不一样了,慢慢也有一些破损,但完全没有办法修,也没办法更动,现在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原因就是开放系统在量化过程当中被抹煞掉了。而我们做的轻钢结构开放体系,各式各样的材料都可以用上,还可以跟传统工艺结合。以我们在四川青川的项目为例,第一年先把架子搭起一楼做好住进去,等之后有点钱了,再把二楼、三楼做起来。


3|原型探讨

我花很多心思做原型探讨的工作。系统要有开放性,原型的探讨非常关键,如何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原型、能够作最少的动作但可以广泛地运用?我们这次展出特别搭了一顶西藏的帐篷,藏族传统建筑,包括现在新盖的都是从帐篷空间转换而来的。房间里有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就是帐篷的两根撑杆,不论房子盖得多大多豪华,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原型叠加起来的。原型并不是只有指涉空间与造型,构造、材料、结构体系,都可以形成原型的要件。例如高纬度地区的木结构体系,从欧洲、西伯利亚到日本,是由印地安式的帐篷拉长了以后再变形而来,日本的合掌造是同一个系统,2英寸×4英寸的小木柱系统也是从这里再演化过来的。



4 互为主体

在70%的人类居所中,居民在这里边的角色是什么?怎么面对这些问题?现在建筑师的训练跟米开朗基罗的时代没有太大差别,强调的是个人价值、个人意志。设计师都有强迫症,夸张点说,甚至要求居民在屋里得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念?居民的角色在哪里?当居民站起来、要参与的时候,设计者必须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现在的建筑师可以设计光鲜亮丽的现代建筑,但是做不到传统民居、传统街道那种质地丰富的建筑与空间。原广司是日本很牛的建筑师,他试图在无聊的现代建筑中加上一些异质的东西,好让它丰富起来,不要那么呆板,但跟京都保存的传 统街道小院落比起来,那差得太远了,那种质地不是现代的思维方式与设计态度能做得出来的。

西方并不是没有反省力,鲁汶大学医学院宿舍是一个反向思考的项目,用户的参与让它变成具有多样化的面貌,这跟现代主义、工业化建筑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截然不同,但一定把施工队和设计师给整惨了。格鲁吉亚在战后的烂尾楼(或是违章)更牛了,这不是使用者说说意见,设计师去设计,然后施工队去干的活,居民在楼盘上自己来,各自发挥。所以,我们这种想法,在城市里头还是可以有作为。

四川地震灾区农民两年内重建了超过200万间房,大多是靠农民自己的手,用简单的工具完成,姑且不论房子是否为大家所认同,最起码应该感受到人民的创造力、劳动力有多强大,但这力量在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及工业体系中被忽视掉了,更严重的是从我们的建筑学领域里、设计者眼中消失掉。刚才讲到,从亚历山大到鲁汶大学项目、原广司的作品,相较于灾区的农民建房,不过是小打小闹。

刚刚我们讲了面对这些课题时,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可以有珀尔修斯盾牌的效应。我不否定形式的操作,梅杜莎的眼神没那么可怕,但必须透过盾牌折射,才不会变石头。

最后要提的是,我们的所有作为必须坚守可持续的原则,一点都不含糊。现在讲究高科技绿建筑,但是只要稍微动一点脑筋,低科技还是可以有很好的效能。例如我们盖的地球屋001可以减碳排67吨;轻钢草土房可以减碳排43吨。
透过传统的号子,把现在的建筑语汇跟传统结合起来,让我们能进入70%的人类居所的建造活动。



文|谢英俊
责编|PLUS


作为政治本能的建造
社会更新圆桌2011导言
BLOOM绽的主策展组现场考察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以及在内地的工地和工厂,采样分析了1999年至2013年期间公共与专业媒体中关于协力造屋的各类报道,并在展出前将这些素材提供给参与活动的人员,先后在杭州、日月潭、雅安、重庆、成都、西安、贵阳、上海等地策划和参与了多次论坛、讲座、对话等活动,以期来自各领域的评论者能够事先对评论对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让评论者相互之间展开充分的论域交织与调整,最终促成了展出开幕九个多小时的讲座和对话和闭幕五个小时左右的回应。首先让我们回到评论展的开端,2011年与评论展同题的“社会更新”圆桌的导言。持续四天的圆桌议题推进,起于对共识的否定、承接破除神化之后的反转、由建筑转向社会生产、由设计转向社会意识、合于对职业化主体的自我批判。

将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放在整体的社会部署中……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
精编|建造不仅是人权,更应当是已经在消费时代逐渐被忘却了的人的政治本能!


以展示开启社会工程
如果艺术的展示与我们的生活相关
,那么并不在于我们对艺术是否介入社会的判定,而是以美学实践揭示出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压抑的权力关系,那些不可见的剩余……所谓的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展示,意味着以具体的实践去打破通常的展示形式,让更多人参与到展示行动中,并由此开启社会工程。原题“艺术展示如何成为一种社会介入方式?”。
对展示的策划必然会更多地去考虑如何搭建一个尽可能开放的框架,让更多的人卷入,不断沉淀。
精编|针对展示、建造、知识生产展开一系列的活动,试图将研究、策展、社会运动转化为互相触动的进程。


推送预告|


三种脉络,三个方法

谈谢英俊建筑与台湾空间生产之辩诘

如何论述谢英俊的建筑是很困难的。首先我们要评断其建筑工作的逻辑构成以及实践方法,其次我们要将之置放在一个脉络性的理解架构中,最后,我们则要认真对待其建筑实践与欲解决问题的关系性构成。亦即我们需要对谢英俊建筑意识形态所召唤的内容作政治分析。总结来说,我认为社会性建筑(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是比较合适的说法。分析谢英俊在台湾展开的一系列工作,也必得从此角度理解,这是一个空间生产计划,而非仅是建筑计划。


没有建筑的建筑师

群劳作与副产品

在谢英俊及其团队提出的为70%的人盖房子的口号下面,包含着一个值得关注的与现实操作路径相关的议题:在建造、展示、社会被隔离的现况下,如何联合起在地、媒介、运动,共同推进并突破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将建筑视作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而来的副产品,将规划视作为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我们才得以重新审视“在地建造”这一概念及其中蕴含的潜能。


宜兰经验与实证主义

探索建筑领域中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之关系

本论文尝试提出“宜兰经验”背后以实证主义为基础之事实,以期待进一步认识该系列建筑实践之内涵与缺陷,并为未来相关实践寻求发展的出发点。论文首先提示,在建筑学的领域里,历史研究、理论探索与建筑实践,事实上具有极其密切的相互关系。仔细考察当代学术研究,影响最为广泛而深入的理论基础,无疑在于实证主义;这对于建筑学来说,也是如此。在欧洲十九世纪受到大力发展的实证主义,于二十世纪之初,受到极大的挑战。围绕着此一争论的核心,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建筑领域里从面对历史的态度、理论与规范的建立,一直到建筑与城乡实践的完整连续性。接着,以1951年《达姆施塔特国民学校》设计案中的基地课题为实例,展现从历史研究到建筑实践的理论一贯性,该设计案并且以一种抗拒时代中实证主义的坚定态度,呈现朝向不同方向的理论思考可能。最后,重新比较、观察“宜兰经验”中难以摆脱的实证主义思维,提议三项继续研究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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